這個政府計畫後來命名為Cybersyn；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它當時的理路已經與現代所說的大資料、雲端平台、網路民主等概念遙相對應。在一切都屬草創的智利裡，Cybersyn有一個曲折艱難的奮鬥歷史，幾乎和矽谷的創業團隊有著相同的縮影：在一個遠大理想的初期，大家深信自己正在成就一件非凡之事，並且吸引了新銳的一代共同為它獻身。計畫中有政治的總召(Flores)，藍圖的擘畫者(Beer)，工程的團隊，國外的諮商顧問和新銳的設計師，其組成和現代的新創公司幾乎別無二致，資源也一樣有限。在大部分的創業團隊中，這往往是最簡單而且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因為單有爆表的動力和鬥志就可以當飯吃，而現實尚未來到。
然而低估開發的難度是軟體工程的通病，從1970年到2010年都沒有什麼改進。時程的壓力很快降臨，而且是來自不可協商的政治現實：如果這套系統無法在時限之內產生明顯的貢獻，則不僅計畫可能受到壓力而終止，而且風雨飄搖的左派政府也可能因為失去了一劑救命的強心針而加速垮台GG。人們常常認為科技發展迅速，政治相比起來總是遲滯不前，但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所謂日新月異的技術，其實來自緩慢的積累；有多少的創意因為時代的技術不能配合而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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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Star Trek中的手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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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Dynabook平板電腦模型 |
養成一個手工師傅需要的歲月，電腦工程師也一樣不能免除；這種技藝的積累，正是像高雄這樣的一座工業城市，藉由專注與投入所成就的驕傲。但政治卻可以一日數變，權力可以在一夕之間翻盤，總體來說，是一門需要用敏銳來應對變幻莫測的技藝。科技與政治賽跑就如龜追兔，要在短期間內趕上幾乎沒有勝算；當工程取得一點進展時，政治環境早已人事全非。Project Cybersyn最終的敗算，除了作者已經詳述的原因此外，我想速差也是主要的因素。後來，計畫便深陷失敗創業團隊的普遍困境：在匆忙之下，遠大的理想變成一堆實務的細節，在沒有精力充份發想的狀況下，陷人了普遍的迷惑和方向感的喪失，許多歧見頓時產生，無條件的投入變成了爭執；當團隊進入這種境地時，能想的也只有一個妥善的收尾而已。
雖然是我個人的感受，但這個故事讓我更確證了政治的務實，以及工程的純真。Beer如他的友人所評論，「作為一個生意人來到智利，離去時卻變成一名嬉皮」，在這段革命的經歷中發現了物質生活的無謂，從此拋棄財富隱居鄉間，並在持續營救昔日戰友的同時，仍然致力發展他越來越有社會關懷的控制理論，持續與各國政府合作尋求改革官僚政治的機會。對工程性格的人而言，當計畫沒有成功的時候，他看見的是因為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與決心，以及沒有採用正確的方法。即使世界尚未正視這個理想，烏龜們仍然可以，也應該要持續的努力，期待在某一天可以用穩健的步伐超過進退不定的狡兔。
但計畫期間的政治溜滑梯，卻使原本的革命青年Flores產生不同的想法。一個具有政治人格的人，在計畫失敗時的第一直覺並非投入不夠，而是方向不對。於是整個計劃的最初主謀者，反而開始質疑起控制論、社會科技工程的作用，而轉向政治就是力量與說服的傳統認知，讀起了海德格，成為賺大錢的生意人之後往右派靠攏。以推翻過去的自己以作為成長的證言，許多走出風雨的人都是這樣地重新建立自我的價值。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能做到這樣的人通常是成功的，但也付出了純真作為最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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