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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5日 星期一

批判思考

其實我是先看過蘇珊.宋塔格的《旁觀他人之痛》這本書之後多年,才聽了設計師朋友的推薦,上電影院看了The Salt of the Earth這部紀錄片的。看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意識到,但事後好奇一查,才恍然大悟原來本片的主人公,社會寫實攝影師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先生,正是宋塔格書中所點名批判的主角。如果早知道有這回事,我當時說不定就不會走進電影院了,因為她的批判有點打動到我--攝影師四處拍攝戰亂的悲慘,其實是在消費富裕國家的罪惡感,並且,為了滿足第一世界的偷窺狂,用攝影的技巧把鏡頭下的苦難美學化,將苦難的真實性轉化成一種庸俗抽象的美感,再加上薩爾加多所呈現的苦難規模之大、標題之宏偉(《遷徙》、《流亡》),基本上阻斷了觀眾對具體悲劇事件的反思,使他們自以為關心世界,卻事實上喪失了行動和究責的能量。宋塔格是極有成就的著名文化評論家,而我從不知道薩爾加多這個人。萬一我當時還記得書中這個名字,那麼,再去看他的攝影作品,除了故意去觀賞有嚴重道德瑕疵的東西,然後再把她當時的不快重新證得一次以外,還有什麼意義?

確實,這就是批判思考的力量。一篇流利的批判,會讓原作的精神先躍然紙上,然後準備接受手術刀的精準拆解,最後從理路的缺陷中開始龜裂破碎。因為批判永遠比原作多走一步,所以總是更加完整;但我在電影院中無意間少走了這一步,所以只看到了片面的故事:一個偏鄉的少年,因左傾的異議離開祖國,對攝影產生興趣之後走訪世界偏遠之處,在多年後回國見到家園的荒涼,給他深入黑暗大陸冒險的勇氣,與每天面臨饑荒與屠殺的人群一起生活,並留下見證。苦難造成創傷,於是他全家回到故鄉,投入心力照顧家園的一草一木,竟成功地讓已經變成荒原的大地重回森林的樣貌;回到自然給了他重生的希望。

看起來就像是一則振奮人心的超凡旅程?我想走出電影院時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想的。在這裡,劇組的技巧是,故意將具有批判思考價值的材料全數置若罔聞,藉由大量有意的省略,刻畫出了一個令人想起《千面英雄》的神話敘事,具備一條非常單純的理路:即使世界比我們所想像的更黑暗,但只要願意以人道關懷付出耕耘,事實證明,我們還是能對家園產生具體的貢獻。我相信,這樣的英雄敘事真的在觀眾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如果片面的描寫足以建立一則寓言,那麼批判思考的力度很快就會擊破它。劇組選擇不去引進任何爭議的材料,使得美麗寓言的成立能得到保護,但換個角度來看,同樣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思辨上的怠惰,所以電影同樣也遭到宋塔格式的嚴厲批判。溫德斯導演本人對宋塔格的批評表示極不同意,這點每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斷,但我自己的解讀是,對關懷的抹殺不是整合與進步的路。在一個難以保持對未來的願景,廣大的人們每天心繫細碎瑣事而無視重大議題的現代世界,比起用慧劍去破棄瑕疵,也許用所有可能的材料共同建立希望更是我們需要的。

這並不是說思辨不重要,而是,從一個工程師的角度來看,也許可以換種運用的方式?當我們看到立意良善的作品或行動時,也許應該先加以肯定,把它當作建設希望的材料,然後,再指出在它的侷限下,需要哪些補充與修正,才能成為明亮的願景中一塊更重要的建材。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數位鬼火(五)

Project Cybersyn是電腦歷史上一個動人的失敗,但災難所留下的斷垣殘壁總是沉思的所在。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這本書除了博士論文的通病(刻意反覆強調某些次要的結論,文筆中帶著非得說服評審委員不可的急切,結果損害了敘事的流暢--但這又何以深責呢?一切都是假的,只有畢業才是真的,相信在學圈打過滾的人都有所體會)之外,說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精采故事。在冷戰的年代,社會主義還保有一個仍未淍零的年少夢想:相信自己站和科學站在進步的同一邊,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改造社會。例如,在1971年,有一名青年在念過Stafford Beer的控制論著作之後深受感召,邀請作者從英國來到智利,相信對方可以協助建立一套內建民主社會主義價值的電腦系統,來重整國家的生產體制。Beer當時正以企業改造顧問的身份聲譽鵲起,過著日進斗金的生活,但他看到了一個發揮長才的非凡機會,於是不顧專業上的風險而欣然接受這個職務。

這個政府計畫後來命名為Cybersyn;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它當時的理路已經與現代所說的大資料、雲端平台、網路民主等概念遙相對應。在一切都屬草創的智利裡,Cybersyn有一個曲折艱難的奮鬥歷史,幾乎和矽谷的創業團隊有著相同的縮影:在一個遠大理想的初期,大家深信自己正在成就一件非凡之事,並且吸引了新銳的一代共同為它獻身。計畫中有政治的總召(Flores),藍圖的擘畫者(Beer),工程的團隊,國外的諮商顧問和新銳的設計師,其組成和現代的新創公司幾乎別無二致,資源也一樣有限。在大部分的創業團隊中,這往往是最簡單而且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因為單有爆表的動力和鬥志就可以當飯吃,而現實尚未來到。

然而低估開發的難度是軟體工程的通病,從1970年到2010年都沒有什麼改進。時程的壓力很快降臨,而且是來自不可協商的政治現實:如果這套系統無法在時限之內產生明顯的貢獻,則不僅計畫可能受到壓力而終止,而且風雨飄搖的左派政府也可能因為失去了一劑救命的強心針而加速垮台GG。人們常常認為科技發展迅速,政治相比起來總是遲滯不前,但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所謂日新月異的技術,其實來自緩慢的積累;有多少的創意因為時代的技術不能配合而無法實現?

1993年Star Trek中的手機

1968年Dynabook平板電腦模型

養成一個手工師傅需要的歲月,電腦工程師也一樣不能免除;這種技藝的積累,正是像高雄這樣的一座工業城市,藉由專注與投入所成就的驕傲。但政治卻可以一日數變,權力可以在一夕之間翻盤,總體來說,是一門需要用敏銳來應對變幻莫測的技藝。科技與政治賽跑就如龜追兔,要在短期間內趕上幾乎沒有勝算;當工程取得一點進展時,政治環境早已人事全非。Project Cybersyn最終的敗算,除了作者已經詳述的原因此外,我想速差也是主要的因素。後來,計畫便深陷失敗創業團隊的普遍困境:在匆忙之下,遠大的理想變成一堆實務的細節,在沒有精力充份發想的狀況下,陷人了普遍的迷惑和方向感的喪失,許多歧見頓時產生,無條件的投入變成了爭執;當團隊進入這種境地時,能想的也只有一個妥善的收尾而已。

雖然是我個人的感受,但這個故事讓我更確證了政治的務實,以及工程的純真。Beer如他的友人所評論,「作為一個生意人來到智利,離去時卻變成一名嬉皮」,在這段革命的經歷中發現了物質生活的無謂,從此拋棄財富隱居鄉間,並在持續營救昔日戰友的同時,仍然致力發展他越來越有社會關懷的控制理論,持續與各國政府合作尋求改革官僚政治的機會。對工程性格的人而言,當計畫沒有成功的時候,他看見的是因為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與決心,以及沒有採用正確的方法。即使世界尚未正視這個理想,烏龜們仍然可以,也應該要持續的努力,期待在某一天可以用穩健的步伐超過進退不定的狡兔。

但計畫期間的政治溜滑梯,卻使原本的革命青年Flores產生不同的想法。一個具有政治人格的人,在計畫失敗時的第一直覺並非投入不夠,而是方向不對。於是整個計劃的最初主謀者,反而開始質疑起控制論、社會科技工程的作用,而轉向政治就是力量與說服的傳統認知,讀起了海德格,成為賺大錢的生意人之後往右派靠攏。以推翻過去的自己以作為成長的證言,許多走出風雨的人都是這樣地重新建立自我的價值。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能做到這樣的人通常是成功的,但也付出了純真作為最終的代價。

2015年6月2日 星期二

數位鬼火(四)

我陷入迷失時
希望就現影周圍的門窗
踩上夜暮前的街道
漫遊,為街燈點上啤酒的顏色
用沉醉的指引
帶領我越過看不見的國界
暗夜隨即溫暖了起來
仿彿荒野就是她的香閨
長草裡有輕盈的磷火
正將她聲音的芳香
隨著明滅的節奏拍打成電報
在國度的中央機器裡
在大資料與多核心的演算法之間
匯流,激盪出每種可能的色彩
順著蔓延整片國土的神經網路
民主地流向每一個子民
以及情感頻譜中的每一個缺口
直到燈裡的啤酒終於燒盡
寒冷的清晨得到推翻一切的機會之後
我的迷失便加入希望的列隊
準備著下一個晚上的遊行

Stafford Beer (1926 - 2002)
Salvador Allende (1908 - 1973)